布伦努斯:洗劫罗马的高卢人

公元前493年,罗马与拉丁同盟签订的条约为双方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特别是因为他们必须持续不断地防范来自意大利中部山区各部落——如埃魁人(Aequi)、沃尔西人(Volsci)和萨宾人——的进攻。由于缺少土地和资源,这些民族试图在拉丁姆周围更富饶的地区建立新家园。战事几乎连年不绝,罗马是其中的主角,或者至少声称自己是其中的主角。然而,随着高卢(Gaul)酋长布伦努斯(Brennus,希腊语写作Brennos)的到来,本地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罗马的蛮族对手中,他是第一位劲敌,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最成功的。毫不奇怪,希腊和罗马方面对事件的描述非常完整,尽管有时候相互矛盾,但是高卢蛮族方面的叙事却付之阙如:要提供一个更加中立的视角,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考古学。不过,布伦努斯还是留下了整个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蛮族语录之一。

布伦努斯是一个名叫塞农人(Senones)的高卢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最初来自高卢中部[今天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Bourgogne-Franche-Comté)大区的桑斯(Sens)仍然保留了他们的名字],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普鲁塔克(Plutarch)告诉读者,高卢人是凯尔特人(Celtic)的一支,由于人口压力,留在原地已经无法维持生计,数以千计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带着数量庞大的妇女和儿童,出发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罗马人看来,高卢人当然是蛮族。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讲过一个著名的故事,演说家卢西乌斯·李锡尼·克拉苏 (Lucius Licinius Crassus)在法庭上嘲弄一位粗鲁、暴躁的证人。“(证人)问他:‘告诉我,克拉苏,你把我当成哪一种人?’克拉苏指着一幅高卢人的画像说:‘就是这种人。’画中的人物正以一种非常不得体的方式伸出舌头。”

普鲁塔克和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都告诉我们,高卢人来到意大利是为了美酒和女人。一个名叫卢库摩(Lucumo)的第勒尼安(Tyrrhenian)酋长把他的儿子托付给一个名叫阿隆斯(Arruns,或Arron)的忠诚的守卫。阿隆斯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照顾这个男孩,卢库摩死后按照约定交出了他的财产。然而,卢库摩的儿子却没有那么体面:他爱上了阿隆斯年轻漂亮的妻子,“征服了她的心,占有了她的身体”。阿隆斯无法伸张正义,制裁奸夫,于是决定以去高卢做生意的名义离开家乡。年轻的情敌很高兴,给了他需要的一切,包括葡萄酒、橄榄油和奶酪。这时候,我们得知:“高卢人既不知道葡萄可以酿酒,也不知道我们的橄榄树果实可以榨油。他们的酒是用浸泡在水里的腐烂大麦制成的臭烘烘的液体(啤酒),他们的油是不新鲜的猪油,气味和味道都令人恶心。”

第一次尝到这些东西令高卢人兴奋不已,他们拿起武器,带着家眷,立即上路,去寻找它们的产地,“经过比较以后,宣称过去所住的地方都是毫无用处的荒原”。他们被告知,出产这些东西的地区面积广阔、物产丰饶、人口稀少,那里的人打起仗来比女人还不如。所以,他们可以占领那些土地,再也不需要购买这些东西了。他们说干就干,很快占据了从阿尔卑斯山延伸到北面的亚得里亚海和南面的托斯坎海(Tuscan Sea)之间的土地。塞农人在亚得里亚海岸被称为高卢土地(Ager Gallicus)的地方定居下来,在那里建立了森纳加利卡[Sena Gallica,今马尔什(Marche)地区的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眼中,他们过着典型的蛮族式的生活,没有城市、没有文化、居无定所:

他们居住在没有城墙的村落中,不知任何精致文明。他们睡在稻草、树叶上并且食肉,除了战争与农业外,不知其他事业,他们的生活非常俭朴,不识任何文艺或科学。他们的财产由牲畜和黄金构成,因为无论处境怎样,只有这些物件他们可以轻易随手携带,并运送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葡萄酒与野蛮/文明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联系。人类与葡萄栽培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米诺斯和迈锡尼(Minoan and Mycenaean)时代,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希腊世界已经开始种植葡萄。例如,有证据显示,一个三足烹煮罐盛过加松脂和烤橡木调味的葡萄酒——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松香葡萄酒。葡萄栽培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和社会选择:在某种意义上,饮酒将人类和野兽区分开来——它赋予我们作为人类的特性,它使我们文明。

葡萄的种植与古典文化的传播紧密相连。例如,据查士丁(Justin)记载,马萨利亚[Massalia,今马赛(Marseilles)]的希腊定居者不仅让高卢人看到了城市生活和的乐趣,还教他们种植葡萄。本质上,你就是这样使人们摆脱野蛮的——让他们喝葡萄酒,而不是喝啤酒:

西方人还有他们自己的酒精饮料,使用浸泡在水中的粮食做成。在高卢和西班牙的不同省份,有许多种不同的制作方法,饮料的名字也各不相同,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赫拉克勒斯(Hercules)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国家的土地里出产的是谷物。啊,魔鬼拥有的创造力是多么神奇!我们甚至发明了使水变成令人陶醉的饮料的办法!

在罗马,葡萄酒是所有阶级的日常饮品。它也是精英阶层的核心社交活动之一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宴会中,人们要喝掉大量的葡萄酒,不过都是用水稀释的。喝纯酒被认为是未开化民族的标志,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所以,喝未经调和的纯酒就等于野蛮。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是这样描写高卢人的:

作为一个天生喜好饮酒的民族,他们喜欢各种类似葡萄酒的饮料;一些底层人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漫无目的地游荡,老加图称之为自甘堕落。西塞罗在为方泰尤斯(Fonteius)辩护时说“从此以后,高卢人要喝水了,他们过去认为喝水相当于服毒”,看来不无道理。

衡量罗马人在多大程度上使高卢人文明化的一个指标,似乎就是看他们让高卢人往酒里掺了多少水。

公元前391年,塞农人的三万大军入侵伊特鲁里亚,包围了克卢西乌姆,靠喝葡萄酒使意大利境内的高卢人文明化的希望破灭了。克卢西乌姆的居民请求罗马向蛮族(普鲁塔克特意使用了 barbaroi 这个希腊语单词)派出使者,为他们进行调停。罗马派出三个费边(Fabian)家族的人,他们在罗马城里很有名望。高卢人停止了进攻,同意进行谈判。当使者问布伦努斯,克卢西乌姆人如何得罪了高卢人时,他大笑着回答:

克卢西乌姆人之所以得罪我们,只是因为他们拥有面积广大的疆域,却仅仅耕种一小部分土地;高卢人数量众多而且贫穷,他们却把我们当成外乡的陌生人,不肯将土地让给我们。啊,罗马人,你们还不是一样,过去的阿尔巴人、费德奈人和阿尔代亚人(Ardeans),还有最近的维爱人和卡佩纳人(Capenates),以及人数众多的法利斯坎人(Faliscans)和沃尔西人,也都得罪了你们。所以你们发起战争,要是他们还不愿让你们分享财产,就把他们的人民当成奴隶,蹂躏他们的家园,摧毁他们的城市。你们的行为不仅残酷而且毫无诚信可言,只是遵循“弱肉强食”和“成王败寇”的古老律法,从这些方面来看,以强凌弱也就成了自然之理。因此,当我们在围攻的时候,不要对克卢西乌姆人产生恻隐之心,免得教导高卢人如法炮制,同情和怜悯那些受到你们压迫的城邦。

罗马使者看到不可能与布伦努斯达成协议,便潜入克卢西乌姆,说服那里的居民与他们一起攻打高卢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在随后的战斗中,费边家族的一员昆图斯·安布斯图斯(Quintus Ambustus)杀死了一个特别高大的高卢人。但是当安布斯图斯从尸体上剥下盔甲时,布伦努斯认出了他。在布伦努斯看来,安布斯图斯是作为使者来的,却挑起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于是,他停止围城,离开克卢西乌姆,直接进军罗马,要求将安布斯图斯交给他惩处。

一场激烈的辩论在罗马展开。狄奥尼修斯说,元老院起初想收买凯尔特人,但是遭到了拒绝,然后他们投票决定交出被指控的使者。普鲁塔克补充说,负责守护和平、决定是否开战的罗马祭司团(Fetiales)也要求元老院“根据事实就安布斯图斯的行为,予以定罪和惩处,以免其他人员受到牵累”。最后,这件事情被诉诸“向人民申诉”,群众“对宗教的权威不予理睬,反而用藐视和侮辱的态度”,推翻了元老院和祭司团的决议。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高卢大军逼近罗马,据说人数多达七万,兵员数量之巨大、装备之精良,加上手段之残暴、态度之凶狠,引起了普遍的恐慌。

应该说,克卢西乌姆的整个故事很可能是虚构的,只是罗马的宣传。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克卢西乌姆会寻求罗马的帮助,高卢人进攻罗马也不需要任何借口。所以,这个故事可能只是为了给一次对罗马的没有理由的进攻寻求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把罗马塑造成意大利反抗高卢的领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布伦努斯与希腊僭主、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 of Syracuse)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狄奥尼修斯企图控制西西里(Sicily),而这一时期,罗马与他想要夺取的梅萨那[Messana,今墨西拿(Messina)]联系紧密。如果布伦努斯能够牵制罗马军队,狄奥尼修斯就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如果克卢西乌姆事件的历史记载属实,那么就是罗马的非法干预导致了战争,并让罗马人在家门口遭遇了一场惨败。

高卢人向罗马进军时,所有适龄的罗马男人都拿起武器,到原野上列阵准备迎战——据普鲁塔克所说超过四万人,但大部分是未经训练、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他们沿着台伯河行军10罗里,在台伯河与阿利亚河(River Allia)交汇处附近扎营。蛮族发起进攻时,罗马人将两万四千精兵在山脚下沿河排成一列,较弱的士兵则据守最高的山顶。蛮族军队也排成一长列,但他们的精锐部队在山顶。“在经过一番很不光荣的抵抗以后,由于缺乏纪律和训练”,罗马人被高卢战士轻松地赶下高地,逃跑时又给平原上的部队造成了混乱。各种版本的古代叙事对细节的描述略有不同,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场战斗演变成一场屠杀,河岸上和河水里堆满了罗马人的尸体。

普鲁塔克认为罗马人的溃败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有太多的指挥官;没有将足够的祭品奉献给神明;在开战前也没有要求占卜官判定吉凶。而且,尽管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指出,他们在刚过夏至的一个“凶日”开战,几乎正值满月,而很久以前就在同一日期发生过不幸的惨剧,费边家族有三百人被托斯坎人(Tuscans)杀害。由于“在灾难面前,怯弱与迷信的死亡往往到处泛滥”,罗马人用阿利亚河的名字给这个惨痛的日期命名,称为“阿利亚日”,这一天也被罗马人当成最不吉利的日子。

许多罗马幸存者逃到刚刚被他们夷为平地的维爱城,竭尽所能巩固防御,另一些人则回到罗马,通报战败的消息。逃到维爱的人以为罗马已经沦陷,不过他们错了。虽然的确有许多罗马家庭逃往周围的城市,但事实上,罗马执政官组织了抵抗,他们命令民众带上食物、金银、最昂贵的衣服和圣物,退守卡皮托山,靠那里的投射武器和防御工事来保卫自己。维斯塔贞女将大部分圣物装在两个罐子里,埋在奎里努斯(Quirinus)神庙的地底下,带着最重要的东西沿着河流逃离。罗马人有时间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蛮族没有意识到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只管纵情于眼前的欢乐气氛,举行宴会大吃大喝,在营地分配所劫掠的战利品。他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割下死者的头颅,接下来两天思考罗马人在准备什么样的陷阱。到了第四天,他们才搞清楚状况,从科林尼门(Colline Gate)进入罗马城。

从各种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罗马的祭司和元老们在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费边的领导下,穿上他们最好的礼服长袍,面不改色地坐在门廊中的雕花铁椅子上,准备为罗马和罗马人民牺牲自己。当高卢人进入罗马时,他们不知道这种笼罩整个城市的可怕寂静是怎么回事。在广场上:

平民的房屋都设栅阻塞,贵族的大厦却门户洞开,但是他们对进入敞开的房屋比进入紧闭的更加踌躇不决。他们以真正崇敬的感情端详着坐在其府第的门廊中的人,不但因为他们的礼袍及整个装束都非凡地华丽庄严,并且因为他们仪表威严,神态肃穆,恍若天神。因此高卢人兀立凝视着他们,仿佛他们是塑像一般。一直到后来,据说有一个高卢人摸了贵族马库斯·帕庇略(Marcus Papirius)的胡子(当时胡子一般都留得很长),后者就用他的象牙杖打那个高卢人的头,激怒了他。他是第一个被杀的。其他的人在他们的椅子上遭到了杀戮。在这次屠杀贵族之后,高卢人没有留下半点生灵,他们抢掠了房屋中的一切,然后又放火焚烧。

卡皮托山上的罗马人惊恐地俯视着山下发生的一切,仿佛在观看一场持续数日的蛮族戏剧表演。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他们决心保卫自己占据的这一小块仍然自由的土地。李维写道:“他们的思想从周围的形势转移到他们的武器和右手的宝剑上去,他们把这看作留给他们希望的仅有器物。”

布伦努斯的军队包围了卡皮托,但是久攻不下。在罗马方面的叙事中,布伦努斯仍然是一个次要角色,这时候,罗马这边的重要人物马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登场了。高卢人开始缺乏给养,派出部队去劫掠周边区域,其中一支队伍前往阿尔代亚。卡米卢斯的政敌曾指控他在之前的一次地方冲突中侵吞战利品,将他驱逐出罗马,之后他就一直寄居在此地。“等他发现阿尔代亚人的状况,不是缺乏人力的资源而是冒险的精神——他们的官员没有经验而且怯懦畏战,他开始向年轻人讲话,先灌输他们一些信念,不要将罗马人的灾难归功于敌人的英勇,那些糊涂人受苦受难也不是由于那些本不该取胜的人的本领,而是由于命运的支配。”

他利用了高卢人的传统形象,说他们是“来自外国的野蛮侵略者,他们的征服行动就像一场烈火,结局是使所有一切都遭到破坏和毁灭”,但是只要端正态度,他们也是能够被打败的。阿尔代亚人赞同他的意见,卡米卢斯带领他们夜袭高卢人,高卢人由于醉酒和昏睡这两种典型的蛮族行为而毫无防御能力。

卡米卢斯胜利的消息传到维爱的罗马人那里,他们请求他担任战争的指挥官。虽然过去与罗马有过龃龉,但是卡米卢斯同意了:“我绝不会为了让国家需要我,而祈祷我的国家遭遇这样的不幸;我宁愿自己身败名裂,也不愿意看到罗马遭受蛮族的蹂躏,把她仅存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不过,他要求必须经由卡皮托山上的公民合法选举,他才能负起指挥的责任。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因为根本不可能派信使将这个消息送到卡皮托。不过,一个名叫庞提乌斯·科米尼乌斯(Pontius Cominius)的年轻人自告奋勇。为了躲过桥上的守卫,他把软木捆在腰间,趁夜游过台伯河。他根据凯尔特人的营火选择道路,来到卡皮托西南角的卡曼塔尔门(Carmental Gate)。这里是一片陡峭的悬崖绝壁,虽然攀登的路线极为困难,他还是踩着岩层的凹处向上爬,向哨兵打过招呼,告诉他们他是谁,然后被拉过城墙,传递了他的消息。经过审议,元老院任命卡米卢斯为独裁官。庞提乌斯原路返回,将元老院的决定传达给城外的罗马人。已经有两万人整装待发,还有盟邦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到来,新任独裁官来到维爱,站在大军前头,准备发动进攻。

对罗马人来说,糟糕的是,庞提乌斯在攀登悬崖时留下了痕迹。因此,布伦努斯在他的手下中寻找身手最敏捷的登山者,并许诺给能够爬上山顶的人丰厚的奖励。夜深人静时,一大批自告奋勇的人悄悄爬上悬崖。警戒哨在睡梦中就被他们制伏,就在这时,朱诺神庙附近的圣鹅发现了他们的到来。由于围困期间没有充足的食物喂养,这些鹅变得特别警觉。它们大叫着冲向高卢人,整个营地的人都惊醒了。高卢人把这当成进攻的信号,战斗打响了。在罗马的历史文献中,马库斯·曼利乌斯(Marcus Manlius)在这一刻挺身而出,他“不仅神态威严、骁勇善战,而且意志坚定、不屈不挠”。他同时迎击两个高卢人,砍断了其中一人的右手,用他的盾牌猛击另一个人的脸,把他推下了悬崖。曼利乌斯继续反攻,杀死了一些高卢人,把另一些推下悬崖。为了奖赏他,他的同伴们将一天份的葡萄酒和面包送给他。由于失职,警戒哨的队长被反绑双手,当着蛮族的面丢下悬崖。

塞农人似乎放弃了通过武力、诡计或偷袭夺取卡皮托的希望,开始考虑索要一笔赎金。有些文献谈到,由于大量尸体腐烂、吸入燃烧建筑物的灰烬,以及不适应意大利炎热的气候,这些高卢人开始染病,而且由于畏惧卡米卢斯,他们不愿到远处搜寻粮草,开始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波里比阿还提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被维内蒂人(Veneti)入侵,这也使得他们迫切想要达成协议,返回家乡。

罗马人也准备进行谈判,部分原因是他们得不到卡米卢斯的消息,不知道他会不会帮助他们,而布伦努斯则表现出蛮族特有的奸诈:

元老院……授权军政官(Military Tribunes)去磋商条件。军政官昆图斯·苏尔庇修斯(Quintus Sulpicius)和高卢酋长布伦努斯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协议,规定以一千磅黄金作为那注定不久就要统治世界的民族的赎金。这种耻辱本身就够深重了,但高卢人的卑鄙手段使耻辱更为深重。他们使用了不公平的秤锤,当军政官提出抗议时,骄横的高卢人爽性把他的宝剑也掷到秤盘中,并发出罗马人不能忍受的狂吼:“被征服者是该死的!”

罗马历史学家经常给蛮族安排一些最好的台词,虽然实际上布伦努斯不太可能使用如此优美的拉丁语,但这句话还是成了一句谚语。在希腊文献中,布伦努斯说的是“没有办法”,效果就差得多了。

罗马人感到无比愤怒和耻辱,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布伦努斯的要求。但是,对这个“注定不久就要统治世界的民族”来说,一千磅黄金只是很小的代价。讽刺的是,筹集额外的黄金所造成的争论和延误,正是布伦努斯毁灭的原因。卡米卢斯利用这段时间率军来到罗马,他的同胞都承认他为独裁官。然后,他面对高卢人,拒绝了条约,告诉他的人民要用钢铁而不是黄金去赢回自己的祖国。布伦努斯当场反对,双方随即发生冲突,未分胜负,但是夜间他拔营离开罗马,放弃了这座城市。天亮之前,高卢人沿加贝伊大道(Gabinian Way)行军8罗里,卡米卢斯在那里严阵以待,对他们发起了攻击。这是一场彻底的屠杀。蛮族的营地被占领,黄金被夺回,李维说,没有一个高卢人生还去传递这个灾难的消息。

卡米卢斯回到罗马,举行了凯旋式,士兵们一边跟他开着粗俗的玩笑,一边称赞他为“一个罗慕路斯”“祖国之父”“罗马的第二位奠基人”。布伦努斯则被称为“洗劫罗马的高卢人”。

对历史学家来说,为这些事件建立年表是个棘手的问题。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布伦努斯事件“距该城建立三百六十年多一点。如果我们相信在这方面还保留了一点准确的年表记载的话,那么,由于这次极大的灾难所造成的混乱,也就不至于对以后发生的事件的时间至今仍争论不休了”。

不过,普鲁塔克的确说过,蛮族占领罗马长达7个月,他们进城是在7月的望日(15日)后不久,被驱离是在2月的望日(13日)。但是,我们没有来自蛮族方面的信息,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希腊和罗马文献都很难确定具体日期。希腊历和罗马历的新年都不是从1月1日开始的,这使得我们的问题更加复杂——公元前5世纪,罗马历的新年从9月1日开始,公元前4世纪从7月1日开始,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看到诸如“公元前387/前386年”之类的表达方式。最早做出尝试的是希腊历史学家,他们试图通过将罗马史上的事件同世界其他地方同步,来确定其“绝对”日期。高卢人洗劫罗马就是关键事件之一。波里比阿是这样将事件联系起来的:

我选定标记罗马在意大利建立势力的时刻是落在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河口的海战(战斗发生在公元前405年夏末)后第十九年、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公元前371年)前第十六年。该年斯巴达人与波斯大王批准所谓的《安塔西达斯和约》(Peace of Antalcidas);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围攻雷吉乌姆(Rhegium,公元前387年);高卢人突袭占据罗马,占领除了卡皮托外的城市其他区域。

简单计算可知,洗劫罗马发生在公元前387年或公元前386年,或者写作“公元前387/前386年”。

然而,罗马共和时代的早期历史采用另一套被称为瓦罗年表(Varronian chronology)的纪年系统,给出了不同的年份。起初,罗马人使用相对纪年系统,以每年选出的两位执政官的姓名来纪年。例如,庞贝古城大会堂的北墙上有一则涂鸦,写着:“M.雷必达和Q.卡图卢斯(M.Lepidus and Q.Catulus)执政之年10月的诺奈日前五天,C.庞皮迪乌斯·狄菲卢斯[C.Pumpidius Dip(h)ilus]来过这里。”你需要知道雷必达和卡图卢斯担任执政官是在公元前72年,然后计算出诺奈日前五天是10月3日。

只要拥有执政官的完整年表,这种方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罗马人并没有完整的年表:有四对执政官缺失了。因此,为了修正这种异常,罗马人采取了三种方案:在公元前360年-公元前350年,要么存在一个空窗期,没有执政官被选出;要么是一年的空窗期,加上三对编出来的执政官;要么是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提出的第三种方法——“瓦罗年表”,也以执政官纪年,但是在公元前333年、公元前324年、公元前309年和公元前301年,由独裁官而不是执政官来纪年。这本来不失为一种干净利落的解决方案,但是瓦罗矫枉过正了,他又引入了四年的空窗期,从而使得公元前300年以前的日期全部失效。尽管如此,瓦罗年表还是成为最终版,被铭刻在罗马的奥古斯都拱门(Arch of Augustus)上。这份年表从罗慕路斯建城开始,以“建城以来”纪年。罗马建城是AUC1年,也就是公元前753年;共和国建立是“布鲁图斯和科拉提努斯(Brutus and Collatinus)执政之年”,即AUC245年或公元前509年;关键是,布伦努斯洗劫罗马被定位在AUC364年或公元前390年。

于是,公元前390年成为传统上认定的日期,但是,正如波里比阿的分析所示,这个日期并不正确。无论如何,罗马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都采用了这一错误的日期。实际上,罗马是在公元前387/前386年被洗劫的。

无论他们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古代评论家都觉得布伦努斯洗劫罗马是一件奇事:“罗马的被占很奇特,光复更是出乎意料。”

整件事情,特别是卡皮托保卫战成为传说,不过罗马遭到破坏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如果情况真有文献记载的那样严重,成年男子被屠杀殆尽,妇女儿童被卖为奴隶,那么罗马的历史到这里就该画上句号了。但是没有考古学证据表明,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过如此程度的破坏,这意味着高卢人造成的破坏可能只是表面的。无论如何,这个故事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表现为所谓的“高卢恐惧症”。这种对北方蛮族入侵的恐惧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

(本文摘自斯蒂芬·P.克肖著《罗马的敌人:撼动帝国的蛮族》,唐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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